一次性塑料制品是环境污染的挑战之一。图 | pixabay
绿和君一直在号召大家实践重复使用和重复灌装的“减塑生活”,哪怕偶尔忍不住买东西、点外卖,也尽可能使用可回收的物流配送体系。果然,这次《意见》着重提出,”在塑料污染问题突出领域和电商、快递、外卖等新兴领域,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色物流模式,推广应用替代产品,加强塑料废弃物回收和清运”。
总而言之,这是一份极其详尽的限塑令,展示了中国治理塑料污染的雄心,也呼应了全球各国纷纷限塑的政策趋势。
但在这个好消息面前,绿和君还是开心不起来……因为——“可降解塑料”。
从《意见》中可以看出,限制、禁止的只是不可降解塑料,所谓“可降解塑料”可能会快速“补位”,随后大面积推广。
从全世界的经验和共识来看,应该谨慎对待“可降解塑料”,不应该把它直接作为替代材料甚至解决方案。
生物可降解塑料并不是什么黑科技,被我们丢到自然环境中就会魔术般凭空消失。它需要先进行配套的分类回收,然后在恒温恒湿严格控制的工业堆肥条件下进行后端处理。然而国内很多地方都没有专业的工业堆肥设施,垃圾回收系统也尚在建设之中,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些需要专业设备处理才可能降解的塑料垃圾,能够顺利被回收并处理呢?
更不用说“可降解塑料”种类繁多,定义和标准都不明晰,市场上充斥着很多打着“可降解”招牌的伪降解塑料,会在不完全降解后变成塑料碎片,流入自然环境中。
一项为期两年的实验,将市场上的可降解塑料(大部分为PLA聚乳酸材料)放置在海水和家用堆肥设施中,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可降解塑料基本无法在自然环境中降解。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:全新生物塑料制品在土壤中放置6个月,在土壤中放置12个月,在土壤中放置24个月,在海水中放置24个月之后生物塑料制品的状态。© Greenpeace
绿和君担心,很可能会出现用一种塑料污染替代另一种塑料污染的局面。
其实真正的解决方案《意见》里也已经指明:建立可循环物流配送器具回收体系,鼓励重复使用非一次性制品和包装,彻底跟我们的”生产-消费-丢弃“的一次性时代告别。
毕竟,我们想要长情的生活,而非一次性的世界。
此次限塑令的出台并非全无先兆,而是清楚体现了中国这些年塑料废弃物污染防治的思路:稳步推进,先在部分品类、地区和场景进行试点和限制,直至全面禁止。
2017年底,中国出台了“洋垃圾禁令”,禁止包括生活源废塑料在内的4类24种固体废弃物入境,这一举措极大地重塑了国际塑料废弃物跨境转移的局面。2019年5月10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了《巴塞尔公约》修订案的通过,在国际合作框架上进一步降低了出口废塑料这一选项的可行性。到了新版限塑令时,则全面禁止了废塑料的进口。
2019年4月,生态环境部宣布确定11个中国城市作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。根据方案目标,到2020年,中国将系统构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指标体系,探索建立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,试点城市在固体废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明显进展。
海南省于去年3月宣布,到2020年12月全岛全面禁止列入名录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生产、销售和使用。2019年11月,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19年本)》,出台了针对部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禁令,包括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、一次性塑料棉签、含塑料微珠的日化用品、厚度低于 0.025 毫米的超薄型塑料袋和厚度低于 0.01 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。
事后来看,上述针对部分制品的禁令不过是现在这份限塑令的预告片。
禁塑已成全球保护环境的共识和政策趋势。2019年5月,“欧盟版禁塑令”正式生效,规定到2021年将禁止使用有替代品的一次性塑料产品,例如塑料吸管、一次性餐具、棉签等,而成员国需要在2029年之前实现回收90%饮料瓶的目标。并且欧盟还全面禁止了氧化式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和使用。欧盟塑料法案也要求企业承担生产者延伸责任(EPR),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垃圾管理和污染治理承担经济责任。
作为塑料生产和消费大国,中国的限塑令升级版提供了清晰的污染治理思路:分品类、分场景,逐步禁止、限制、进而从源头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和消费。但在执行过程中,如何避免可降解塑料成为新的一次性塑料污染源,如何有效激励企业在转型中遵循废物处理3R原则,投入重复使用的包装和物流体系,都仍面临着相当艰巨的挑战。
这一切并不会自然发生。减塑旅程需要政策的宏观治理,也需要各个行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创新产品设计,更依赖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改变。它并不轻松,但为了清洁的海洋、土壤、水和人们的健康,一切努力都值得!
信息来源:原创 减塑小分队 绿色和平行动派微信公账号